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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外语研究》2023年第6期卷首语

“定义是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学科的元定义可揭示其学科本质，彰显其学科核心，演绎其学科体系，意义十分重大”（吴超等 2018：1）。以此考察外语教育学的定义，我们发现王文斌和李民（2017:735）以及张天伟（2023：65）的定义最有内涵与体系上的显著性，基本符合一个名词或专业术语的命名要求，但是由于传统或原来的外语教育理论与实践散落在应用语言学、二语习得、教育语言学、TESOL等研究领域，外语教育学作为学科概念的定义必须具有本质性的区别特征，即核心思想以及以该思想为焦点的各相关内部要素的层次分布及关系。

不言而喻，外语思维作为外语教学的目标，要求外语学习者拥有目的语一样的语言能力（威尔斯克 1986：41-42），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外语能力与母语思维的割裂和对立。外语是基于母语认知的他者语言，是母语的他者表征形式，与母语共享思想意义与知识框架。如果失去母语的生活经验，外语学习者可能最后失去的是自己的文化家园。然而吊诡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外语教育刻意回避母语与外语的依存关系，过分强调外语思维的培养，理论、教材、教法，甚至教师等方面都一直沉浸在“外来所有格”的办学实践中，我们一直把西方理论和模式奉为外语学术生产和人才培养的圭臬。外语教育的国际化进程一路高歌猛进，我们的“脚”的确迈进了国际体系，但是我们的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政治理念等诸多“头脑”领域从未进入世界知识体系（杨枫 2020:2）。基于此，母语是外语教育的“阿基米德点”，应以此重新构架中国的外语教育政策，重新定义中国的外语教育学。

从母语出发，向他者语言进发，外语教育就成为基于母语认知生成的他者语言文化的教育实践行为。外语教育学就是研究基于母语认知生成的他者语言文化教育实践行为的本质与规律的学问。

马克斯·韦伯（2022:72）说：“一切学术的目的都是把它们的素材安排进一个概念体系之中，也就是通过对经验规律性的观察、对假设的建构和验证，获得并逐渐完善这种概念体系的内容，直到从中产生出一门‘完美’的科学。”我给外语教育学所下的定义不是来自外语教育的现实描写，而是基于外语教育现象与实践的思想建构。这个定义为外语教育实践与研究提供了核心的理论、方法及价值工具。

第一，外语教育具有跨文化的世界性：主张外语教育与教学是基于母语文化的跨语际、跨国家、跨地域，跨学科、跨历史的世界性实践。

第二，外语教育属于生成教育哲学的范畴：外语教育与教学不是基于描写与技术的构成观。它在知识意义与价值伦理上具有文化性、境域性、动态性和整体性。“它不像从西瓜中剥离出一颗西瓜籽来，倒是像从西瓜籽内发出一个嫩芽来。所以，这种生成不是一种机械的割裂，而是一种整合生成”（金吾伦 2000:197）。

第三，外语教育的要素、结构与意义，必须纳入“他者”视野与关系中，充分考虑外语的内在价值与使用价值，国家意识与国际视野来去相因，两端同出。

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要求外语教育必须重新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由弱变强的政治存在，是超过一般意义的地方性叙事，中国的经验和理念无疑也是世界的重要思想资源，但是中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无法在西方文化话语中表述也是事实，所以需要构建新的学术话语体系和新的知识理论（杨枫 2019:2）。至此，外语教育学的定义也是理论与方法，高举思想的旗帜，追随那些日月星辰。

参考文献

见期刊原文

作者简介

杨枫，文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外语研究》主编；语言教材研究与评估中心主任。曾任吉林大学讲师、吉林大学出版社外语编辑部主任；吉林出版集团外语教育出版公司总经理兼总编辑；国际期刊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Studies创刊主编等职。学术兼职有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知识翻译学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外文学会副会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中外阅读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等。主要研究领域为知识翻译学、外语教育学、比较文学。